孙子兵法百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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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人对《孙子兵法》有哪些研究?

2011-05-12 13:29:11 本文行家:隼梓斌

新中国成立后的《孙子兵法》研究,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毛泽东、刘伯承、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《孙子兵法》之端,其后遂成一代新风,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《孙子兵法》的力作。

 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。

  

(一)孕育产生时期——远古至春秋

  学界一般认为,《孙子兵法》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;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。关于此书的作者,多认为系孙武亲著,又经后人校理。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,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,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,大约与孔子同时。

  《孙子兵法》在产生以前,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。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,择其要者,应有以下几点:中国远古以来,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、激烈、多样的战争是《孙子兵法》产生的源泉;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,如《军志》、《军政》、古《司马法》、令典等,是《孙子兵法》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;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,特别是关于“道”、“仁”、“阴阳”、“保民”等的理论,是《孙子兵法》形成的文化因素;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《孙子兵法》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。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,则是《孙子兵法》产生的主观因素。另外,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、辩证思维、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《孙子兵法》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。这是《孙子兵法》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,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。

  

(二)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——战国至秦汉


  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,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,究其原因,大致有吴国王廷对“十三篇”秘而不宣,当时传播媒介落后,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,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。至战国时,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,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孙子热”,所谓“藏孙、吴之书者,家有之”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,《孙子兵法》自身以“出奇设伏”、“变诈”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、政治斗争、外交斗争的需要,是其基本原因;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《孙子兵法》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,则是其直接原因。值得注意的是,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“十三篇”做了大量解释、阐发、增益的工作,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吴问》、《四变》、《黄帝伐赤帝》、《地形二》、《见吴王》等,均应是他们解释、阐发、增益“十三篇”之作,而在被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》之内。总之,在这一时期,《孙子兵法》在“十三篇”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。1996年西安“发现”的伪书《孙武兵法八十二篇》说,孙武先写成“八十二篇”,后因其“天机阴杀”,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,缩编成“十三篇”,乃是向壁虚构,是违反历史事实的。

  到了汉代,官方组织人力,对《孙子兵法》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。一次是在汉高帝时,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(前201年)至高帝十一年之间,由张良、韩信“序次”。第二次是在武帝时,由军政扬仆“捃摭遗逸,纪奏兵录”。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,由任宏“论次兵书”,将其分为“兵权谋”、“兵形势”、“兵阴阳”、“兵技巧”四种,《孙子兵法》位在“兵权谋”之首。这三次整理对《孙子兵法》的定位、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  

(三)削繁和注释时期——魏晋至隋唐


  曹操《孙子略解序》中所批评的关于《孙子兵法》的“训说况文烦富”,应包括《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》中“十三篇”之外的各篇在内。杜牧《注孙子序》中说:“武所著书,凡数十万言,曹魏武帝削其繁剩,笔其精切,凡十三篇,成为一编,曹自为序,因注解之。”这里的“削”(删除)其“繁剩”,应包括“十三篇”之外的六十九篇,“笔(校、注)其精切”,则是指的“十三篇”。曹操只注“十三篇”,称《孙子略解》,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,甚余则因其“烦富”且“未得旨要”而陆续散佚。曹操《孙子略解》的问世,标志着《孙子兵法》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。曹注重文字训解,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,更重实际运用,因此,其注理论性、实践性兼备,对后世有重大影响。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,还有东吴沈友撰《孙子兵法》、贾诩《钞孙子兵法》,曹操、王凌集注《孙子兵法》、张子尚《孙武兵经》、《孟氏解说》等。从目前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注解内容看,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,偏重文字训诂,表现了《孙子兵法》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。

  隋唐五代是《孙子兵法》注释的高峰时期,这一时期注解《孙子兵法》之书主要有:隋代的《萧吉注孙子》、唐代的《李筌注孙子》、《贾林注孙子》、杜佑《通典》中的训解《孙子》、《杜牧注孙子》、《陈暤注孙子》、《孙镐注孙子》、《孙燮集注孙子》、五代的《张昭制旨兵法》等。宋人辑的《十一家注孙子》中,唐人就占了五家。除注家多外,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、纠谬补缺、义详例丰、整体把握等特点。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。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,他依《遁甲》注《孙子》,成一家言;杜牧“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,甚博而详”,其注纵谈横论,广征博引,多有新见。这一时期在运用《孙子兵法》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,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,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《孙子兵法》的军事思想。《孙子兵法》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,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。(本文源自《孙子兵法研究史》)

  

(四)武经首位确立时期——宋代


  宋朝自仁宗起,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,至神宗,诏令司业朱服、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《孙子兵法》等七书,号“武经七书”,以官方名义颁行,同时,重办武学,以“七书”试士。至此,以《孙子兵法》为首的七部兵书,在一定意义上说,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。此后各代率相尊奉,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,《武经》本《孙子兵法》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。

  宋朝前期的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。到了后期(北宋末至南宋亡),则以私人著述为主,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《孙子兵法》研究的重视。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《十家孙子会注》,学界一般认为,此书就是存世的《十一家注孙子》。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,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,因而成为后来研究《孙子兵法》者的必读之书。此书的校定刊行,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。此后的孙子书,以《武经》本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十一家注孙子》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,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。《梅圣俞注孙子》、《张预注孙子》、郑友贤《孙子十注遗说》、施子美《七书讲义》等,代表了这一时期《孙子兵法》注解的新水平,对后世影响较大。尤其是张预注,集诸家之长,成一家之言,博而切要,多有发明,文字亦好,有杜牧之风。另外,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《孙子兵法》,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。

  总之,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,在版本较勘、注解讲义、专题研讨、兵书合刻、集注汇解、分类辑编、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,均有成果传世。特别是《武经》本《孙子》和《十一家注孙子》的编定刊行,深益后世,功不可没。但宋人对《孙子兵法》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,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,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。

  

(五)阐发和考据时期——明清

 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《七书讲义》开疏解阐发《孙子兵法》之先的话,那么,明清就是《孙子兵法》疏解、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。刘寅的《孙子直解》、赵本学的《孙子书校解引类》、李贽的《孙子参同》、黄献臣的《武经开宗》、朱墉《孙子汇解》、顾福棠《孙子集解》、黄巩《孙子集注》等,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,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,其讲解多有新见,且更注意了系统性,指导性,体例也更趋完备。李贽主张“以《七书》与《六经》合而为一,以教天下万世”(《孙子参同序》),王阳明合心学、兵学于一体,戚继光融兵、儒于一炉,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,将《孙子兵法》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;清代的顾福棠、黄巩等开始将《孙子兵法》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,在《孙子兵法》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。明、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《孙子兵法》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、火器战法等,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,在《孙子兵法》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。另外,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,重视对《孙子兵法》的义理阐发,具有积极和消极(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)的双重作用。

  与偏重讲解《孙子兵法》义理研究相对应的,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。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,毕以珣,章学诚等。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、《孙子兵法》成书时间、篇数和内容、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,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。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《道藏·孙子》为底本、参《通典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书校订而成的《孙子十家注》,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,刊行后,广泛流传,成为《孙子兵法》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,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《武经》本《孙子兵法》流传的单一格局。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。

  这一时期的《孙子兵法》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,在内容上创新不足,特别是在清朝时期,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,清人却仍抱残守缺,固步自封,研究气氛沉闷,成果内容呆滞,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。

  

(六)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——民国

 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,有了重大变化。一是《孙子兵法》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,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,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,已有了质的飞跃;二是《孙子兵法》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,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,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;三是注重对《孙子兵法》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,而不只是训字、注词、解句、讲章,已初步将《孙子兵法》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、战争指导、战略战术、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,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,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《孙子兵法》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。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:蒋方震、刘邦骥《孙子浅说》、李浴日《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》、钱基博《孙子章句训义》、陈启天《孙子兵法校释》等。近代虽然时间短暂,但却是《孙子兵法》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,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,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。

  (七)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

  新中国成立后的《孙子兵法》研究,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毛泽东、刘伯承、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《孙子兵法》之端,其后遂成一代新风,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《孙子兵法》的力作。郭化若《孙子译注》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银雀山汉墓竹简(壹)·孙子兵法》、吴如嵩《孙子兵法浅说》、杨丙安《孙子会笺》、陶汉章《孙子兵法概论》、吴九龙《孙子校释》、李零《〈孙子〉古本研究》等,或译注信达公允,或版本弥足珍贵,或笺注广征精取,或解说深入浅出,或论述多有新义,或校释集粹于一,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: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。尤其是汉简本《孙子兵法》版本系统的出现,打破了《武经》本和十一家注本《孙子兵法》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,影响重大,意义深远。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,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,不但在《孙子兵法》版本流传、文字校勘、注释训解、军事思想阐发、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,而且开辟了多学科、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。有的从系统论入手,有的从决策学着眼,有的从管理学探讨,还有的从经济学、预测学、谈判学、语言学、心理学、逻辑学、地理学、数学、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。《孙子兵法》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。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,这就是“孙子学”。孙子学的确立,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《孙子兵法》的研究,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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